近日，上海海新金融研究院周年庆典暨专题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本次研讨会围绕“金融改革新时期的新金融建设”主题展开，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就金融改革与新金融的发展机遇，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就新金融的内涵与前景，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缪建民就欧债危机的新特点和走向，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师、董事总经理黄海洲就全球金融危机演化与中国政策选择分别做专题报告，多名业界学者就报告进行讨论，气氛热烈、成果丰硕。
　　把握好金融监管尺度
　　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认为，新金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从回顾全球性金融危机中能够得出稳妥推进新金融的创新发展的结论，不能因为危机中暴露的风险管理问题就全盘否认新金融。推进新金融研究，要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是处理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金融服务经济，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始终是列第二位，只有经济得到一个比较长的周期发展，金融才有可能平稳健康发展。第二是处理好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把握好监管的尺度，以促进新的创新业务发展。第三是处理好经济金融政策之间的关系，中国产业政策，还有各类监管政策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必须注重政策的协同和叠加效果。
　　他介绍说，为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提出了一系列金融监管改革建议，主要有五方面。第一，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相结合，注重对银行实行逆周期调节，“以丰补歉”，来熨平经济周期的发展。第二资本监管与流动性监管要结合，提高资本的质量、覆盖范围，把防范流动性风险放在更重要的位置。第三，行动监管与审慎监管相结合。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和信息披露，对金融机构的行为监管也要加强。最后是完善体系与填补漏洞相结合，强调各类“影子银行”要纳入监管体系，引入沃克尔法则，限制银行从事自营交易、分离对冲基金等。
　　如何结合中国国情来完善中国银行业监管体系？阎庆民认为，第一是进一步强化风险为本的监管，不仅重视金融风险、市场风险以及操作风险，还要把流动性风险、信息科技风险、国别风险放在管理中。第二是完善资本为主的监管，今年六月份国务院已经批准银监会印发了《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实行办法》，银监会将督促商业银行强化资本管理，将本求利。第三是不断完善监管工具箱，丰富监管指标，推进逆周期（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拨备覆盖率等）新监管指标体系建设；加强监测分析，提高监测的预警和量化风险能力；督促银行尽快实施跨境、跨业和跨市场动态并表管理和风险敞口监测。第四是加强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最后是加快信息系统建设。
　　新金融发展空间广阔
　　上海海新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为大家介绍了其团队半年以来的新金融课题研究成果。一是新金融的内涵。将新金融定义为以资本市场为核心，一体化市场为载体，混业经营为方式，电子网络为手段、金融工程为技术的现代金融体制，它具有资源证券化，运作市场化，市场一体化，经营混业化、手段信息化、技术工程化的特征。新金融的发展动力来自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资产的保值增值需求、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的改革以及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我国新金融发展属于需求引导型。
　　二是我国新金融的现状。一方面是在资金配置方面解决融资问题，以小微企业为目标的，像贸易链的融资创新，专业化融资，私募股权基金，融资租赁，新三板中小企业融资等；另外一方面是财富中介，就是资本中介，它涉及到信托、银行、阳光私募、理财产品、基金、保险等。
　　第三部分是风险管理的创新，每个行业涉及新的金融工具，新的融资手段。比如资金配置结构的变化，民生银行的民企和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占比大幅提升。再比如深发展的贸易链融资创新，第一种是有预付款的融资，第二种模式是应收账款的融资，第三是存货物融资。还有利率互换、利率的远期协议，货币互换、远期货币协议，从全球占比来讲我国的比重非常低，作为一种风险管理模式，中国的发展空间非常大。另外像券商的风险管理，像信托，保险的风险管理，也是属于新金融的范畴。
　　就新金融的发展，李迅雷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首先要进一步完善监管体制，建立专业化，差异化，个性化的服务体系。从资本市场来讲，要建立多元化的中小企业直接融资体系，间接融资方面应发展小微银行机构来推动竞争和创新；资信体系方面要逐步建立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未来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私募和融资租赁等资本中介机构还需做强做大，有很多创新的手段和工具，发展空间非常大。
　　他认为，新金融对于2020年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具有巨大支持作用，一方面新金融将促使监管、法律法规的完善，另外一方面是鼓励本地的金融机构创新、融合。上海作为一个金融机构最密集，资本市场最发达的地区对于如何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推动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方面有先行先试的责任。同时还要推进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国际版、新三板）建设，来提升金融服务能力与实体经济的能力。另外，如果上海新金融的发展只是停留在法律法规、制度的完善上，而没有进一步完善上海国有控股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同样会制约其做大做强。
　　欧元区在博弈中摇摆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缪建民就欧债危机的新特点进行阐述。他介绍，最近欧债危机又出现了反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希腊债务违约风险升高，特别是在选举前后。第二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债务状况恶化。 另外，现在所谓的欧洲五国的风险向核心国家蔓延。
　　欧债危机将走向何方？欧元区精英的共识是要挽救欧元，因为欧元崩溃的经济代价和政治代价非常大——对于德国来讲以政治代价为主，将会造成南北欧之间的对立；对南欧国家来讲更多的是经济代价，所以他们对于挽救欧元提出了一些基本的技术路径。第一是建立银行联盟，使银行风险共同化，比如去年的两轮LTRO（长期再融资计划），甚至可能有第三轮，下一步要建立整个欧元区的存款保险制度。第二是财政联盟，最终欧洲央行可能会重启证券市场的计划来买债，欧洲央行最近的五个月没有买进债务，对于两个南欧国家的负债收益率影响非常大。或者是将ESM（欧洲稳定机制）变成银行，这样可以从欧央行获得无限的流动性，哪个国家出现债务问题，ESM就可以去买，但是这样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并不符合北欧经济强国的利益。第三是建立经济联盟，使经济风险共同化。第四是建立政治联盟，使政治风险共同化，但到目前，这还只是个政治理想。目前欧元区的公众对于挽救欧元的措施还有很大分歧，南欧人民不希望财政紧缩政策影响到个人福利，而北欧人民反对转移支付，反对以通胀的办法来解决欧元区危机，民众的反对使得精英人士解决债务危机的技术措施无法顺利推行，精英政治与公民政治的对立导致了欧元区社会的不稳，改革的停止和应对危机的僵局。所以，欧债危机下一步走向不取决于央行，不取决于哪一个政治领导人，取决于欧元区之间的政治博弈，取决于欧元区公民政治和精英政治之间的博弈，不确定性非常大。
　　改革是中国发展出路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师、董事总经理黄海洲以“全球金融危机演化与中国政策选择”为题做报告，他将全球经济地图概括为三大板块：一块是欧洲，欧洲国家相互之间的博弈可能要持续十年甚至更久，这一过程中欧洲将可能重复日本的增长困境，而且波动比日本要强；第二块是美国，美国经济会强势复苏，比新兴国家经济的更强。第三块是新兴市场国家，如果不改革，发展将中止。
　　他说，欧元区的金融机构和企业自金融危机以来，没有太大调整和发展，欧元区必须对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完成调整。美国在危机发生后短短四五年的时间内，其金融机构和家庭的负债情况经过去杠杆化已经回到近30年的均值，调整已经基本到位。目前四大负债表中唯一有问题的是美国政府，而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全球布局化解问题。美国的微观经济有五大优势。第一是美国第一资金成本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第二，美国的低能源价格，美国三年之内能源完全自给自足，然后它可以观望可以搅局。第三，美国劳动力价格走低，中国还有相当多的国家劳动力价格还会持续上升。第四是美国的技术。第五是美国的市场，美国的实体经济做得很好，尤其是大公司，而且在危机中造就了一批新的大公司出来，值得关注。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经济增长速度都在下滑，而且有些国家下滑的幅度非常猛，比如巴西，印度受到的冲击也比较大。欧洲的困境将迫使欧洲央行在全世界撤资，美国复苏后会吸收大量新资本，结果会造成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面临非常严重的资金短缺，但是这给中国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机会，在全球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将如何重新布局？
　　黄海洲认为，过去30年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经历了三个大的周期，每一个周期差不多十年，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高点在1985年和1986年，然后通胀造成1990年的低点；第二个高潮从1991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94年，然后国企和银行业改革使经济增速再次回落；第三波从加入世贸组织开始持续到2007年，现在中国又在底点。中国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是继续下行还是能企稳回升，取决于对改革的判断。没有改革，下行可能性非常大的，有改革的话可能可以维持7~8%的GDP增速。欧洲的动荡和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有可能面临的危机，实际上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我们在推动改革上要加大力度。短期对策是松政策、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中长期对策是增供给、促改革。增供给，促改革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大力推动新一轮改革，在改革中求进。有必要尽快通过改革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效率，通过对内的结构性调整和对外全球战略新布局，恢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如果成功，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有可能迎来第四次上升周期。有一系列的改革要做，包括落实开放民营资本进入投资领域政策，进一步加强私有产权保护，年内召开的十八大将提供一个不容错过的时间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