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我国租赁，既要借鉴、学习外国的有益方式，更要善于总结自身的实际经验，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租赁路子来。”
------荣毅仁
“发展我国租赁，既要借鉴、学习外国的有益方式，更要善于总结自身的实际经验，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租赁路子来。”
------荣毅仁
《融资租赁项目风险分析：知与行》 李喆 著
目 录
序言
风险控制能力是融资租赁公司的最本质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融资租赁公司其他方面的竞争优势的发挥最终都将透过风险控制能力，予以展现。管理视角的风险控制，贯穿融资租赁公司的战略、运营系统、文化建设、业务实施等各个方面，而分析视角的风险控制则专指融资租赁项目的风险识别与风险对抗方案的制定。这两个不同维度的“风险控制”，并非“包含”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当我们认同，融资租赁公司之间竞争的最终结局，根本地决定于风险控制能力高低这个论断时，我们实际上也是在表达：管理视角和分析视角的风险控制，同样重要。管理视角的风险控制主要着眼在员工“群体”的有序协作层面，而分析视角的风险控制虽然离不开核心业务岗位的协作，但更主要的，关注员工“个体”的风险分析能力。
个体员工——并非专指从事项目评审岗位的员工，还包括工作涉及风险分析内容的其他员工——的风险分析能力一方面可以令融资租赁公司精准回避“风险”客户；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项目操作效率和项目操作方式等方面的快速反应与灵活处置，一言蔽之：有助于打造融资租赁公司“又安全，又高效”的经营局面。风险分析能力越强大，融资租赁公司就越可以减少对融资租赁项目的“错杀”，就越能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资金服务，即风险分析能力对融资租赁公司的市场空间保有与开拓、获取盈利溢价、经营稳定性等方面具备直接的影响。从中长期看，分析视角的风险控制能力对资金资源的筹措与吸引、品牌建设、客户忠诚度等方面，亦有重大影响。此外，以2013年7月银行体系贷款利率的放开政策发布为先声，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为旗帜，中国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的“大动作”开始落地，随着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由资本多元化和利率市场化推动的中国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将更加深化，不出意表地，金融机构间的市场化竞争程度将日趋激烈。政策指引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力量，如果将海量资金逐步从虚拟经济引入实体经济，那么，融资租赁公司将要面对一个宏大的对阵搏杀金融战场场景。融资租赁公司现有的客户群体被逐步挤压、收紧、蚕食并非忧天之论，而将是活生生的现实：更高风险的客户群体必须被融资租赁公司收入视线。此时，分析视角的风险控制能力，即融资租赁公司员工团队所具备的针对承租人企业经营状况的风险分析能力，将成为融资租赁公司持续生存的关键依托。
针对如何提高融资租赁公司员工团队的风险分析能力问题，本书做出了一些探索与讨论。虽然，我们必须承认，融资租赁项目精准的风险分析离不开持续的慎思明辨，离不开长久的经验积淀，甚至离不开一些“运气”的因素，但我们同样可以认为，通过对风险分析问题在认识论、方法论高度的深入探讨，并结合典型的风险分析案例，可以帮助读者寻找到正确的方向、有效的方法和奋发努力的恰当“注入点”——让所有点滴的提高风险分析能力的努力渐渐垒土成台、日臻化境，而不是南辕北辙。
本书实际是在做这样一种尝试：通过对企业、风险及风险分析方法、职业操守等问题的探讨，完成融资租赁项目风险分析所需的最基础和厚重的“认识层面”的阐发，并回答“怎样可以提高风险分析能力”的问题，相当于探讨企业风险分析的“心法”；以“怎样进行风险分析”或“风险分析要分析什么”等问题为指引，完成更加具体的 “融资租赁项目风险分析方法和套路”的说明，相当于探讨企业风险分析的“拳法”。并且，通过现实案例风险分析的演示或相关材料的引证，令以上的“认识”和“方法”得以“具化”和“显现”，即本书力图通过对融资租赁项目风险分析的“心法”和“拳法”的说明，并辅以拳脚套路的“实战示范”，来说明提高风险分析能力正确的努力方向和发力点。当然，风险分析能力的实际提升效果，则尚要将实践者个人的努力、悟性和机缘等因素考虑在内。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知篇”，主要通过论述对“企业”、“风险分析方法”、“风险与预测”和“职业操守”等方面有关问题的讨论，建立起从事企业风险分析，所必须的理念、视角、方法和原则，这些是进行企业风险分析的根基，其实质是回答“应该坚守怎样的认知和理念，以怎样的态度和方法去从事企业风险分析工作”这个问题。上篇共四章，前两章的重心在于建立对企业的“认识”，论述的角度分别为“由外而内地认识企业”（第一章）和“由内而外地分析企业”（第二章）；后两章的重心在于建立从事企业风险分析的人所应具备的“风险理念和操守准则”，论述的角度分别为“如何认识客观的风险”（第三章）和“如何认识主观的职业素养”（第四章）。下篇“行篇”，主要通过对融资租赁项目下的企业风险分析工作，进行全方位的“解剖式”演示，完成风险分析实践的示范说明，其实质是回答“怎样实施企业风险分析工作”这个问题。下篇共五章，分别论述信息的采集（第五章）和信息的分析（第六章至第九章）。在信息的分析内容方面，第六章至第八章为资产负债和损益方面的局部性分析，第九章现金流分析则带有综合全局进行分析的意味。在第六至第八章局部性的分析篇章内，虽然各章节的标题皆冠以貌似财务分析的名目，但这几章实际所力求的是，在财务报表所内含的观待企业的视角和思想架构内，尽最大可能地使用“管理语言”来完成所有相关的分析过程，换言之，作者力求将“会计语言”翻译成“管理语言”，来实现以财务分析为“形体”，以管理分析为“神”为“魂”的表述目的。此外，本书附录还列举了评估对象为自然人的风险分析基本思路，以及企业风险分析所需的基本知识点等内容。
本书可以视为作者另一本书：《融资租赁公司经营：策与术》的姊妹篇，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考、对照阅读。《策与术》的特征是其论述范围的“广泛”，而本书的特征是其对企业风险分析论述的“深入”，这两本书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十字”架构，而这“十”字那一横一竖的“焦点”，就是“实战”的特色。
《策与术》和《知与行》这两本书，虽然都冠以“融资租赁”的名字，但其内容的实际应用足可超越融资租赁领域，推而广之到一般意义的企业管理和企业风险分析方面。就本书而言，当我们把目光指向“企业”、“风险”和“管理”这类具备更广泛适用领域的主题时，我们也可以说，任何以“评估企业经营状况和风险”为目的的读者，都可在本书中得到借鉴，换言之，任何从事金融性质岗位的读者，都适合于阅读本书。
当然，囿于作者本身经验与认知的局限，疏漏甚至错讹之处势必难免，贻笑方家，真诚地恳请读者不吝指正！
李喆（手写签名）
年 月 日
第一章 社会的公器：企业
生意还是企业？
德鲁克在谈及“新企业”的企业家管理问题时说，“新企业拥有创意。它可能还有产品或服务。它甚至还有销售，销售量有时还相当可观……除非新企业能依靠完善的管理，发展成为一家真正的企业，否则无论它有多么聪明绝顶的企业家创意，无论它吸引了多少资金，产品怎么好，甚至无论有多大的市场需求，最终它都无法存活”。作为金融服务业重要分支子行业的融资租赁业，从行业的高度看，主体的租赁资产和目标客户，都集中指向实体经济各行业当中的法律地位为企业法人的组织。这也就意味着，融资租赁项目风险分析的主体对象是企业法人。
既然融资租赁公司所面对的主要客户是企业，那么，怎样才能准确地进行企业识别，以求避免因企业“无法存活”给融资租赁公司经营所带来的风险呢？
上文之所以强调按照法律主体标准界定，是因为在法律角度同为“企业”的承租人，与融资租赁项目风险分析的视角所观察的企业，从描述和评价角度讲，存在显著区别。如果为区分起见，我们将法律主体意义上的“企业法人”，称作“承租人”的话，那么，为了回答“如何准确地进行企业识别”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企业风险分析的视野里，将承租人打上“生意”和“企业”这两种不同的标签。
这些不同标签的判定依据，在于承租人的设立动机、志向和愿景。
如果承租人的设立，出于短期的、单纯的牟利动机，那么，我们称这样的承租人是在“做生意”。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同样是“做生意”，也有层次高低的差别：当牟利手段为短促、直观显见的“经营运作”时，可以称之为“做低端生意”；当牟利手段为中期、迂回勾连的“整合运作”时，可以称之为“做高端生意”。
下面，我们通过两个现实案例来说明这两个不同层次的“生意”。
案例一：H，1960年代生人，在上世纪80年代，十几岁的H辍学，先后做过建筑、屠宰等零活，但因太过艰辛而屡次转换工作，直到从一个亲戚那里获得了一个销售工业无机盐的工作。当他获知无机盐产品供应存在严重市场短缺时，开始自行探索土法制盐，但所制无机盐纯度不够，导致销售困难。H首先“打通”当时无机盐原料流通环节的关键人，然后通过在自己产品中添加高纯度无机盐、送交高纯度无机盐检验样本、外购无机盐转手销售等方式，迅速获利，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随后，H沿无机盐产业链向下游延伸，先后建立了两个使用无机盐为原料的产品生产工厂，每个工厂设立的原因，都是基于所生产的产品短缺状况，通过模仿、复制的方式支起工厂的“框架”，依靠简单生产向市场输送产品。随着经济市场环境的转换，几年之内，无机盐销售业务和这两个工厂，均告湮灭。
案例二：W， 1950年代生人，高中毕业后，参军服兵役，复员后进入当地文工团工作。上世纪80年代，短暂从事工业品贸易后，进入某医疗器械企业，历时多年，升任高管，后通过改制获得该企业所有权，并将企业出售，获利数千万，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此后，W从事配电器生产业务，但并不成功，迫于竞争和低利润双重压力，再次出售了该厂。2000年后，W进入重工行业，先后投资成立三家重工企业，后在长江沿线投资设立板材加工企业，形成沿长江分布的以重工和板材加工为主营业务的“哑铃状”的产业布局。这两项业务毫无关联性，那么W开拓这两块业务的动因是什么呢？答：以经营手段达成投资目的，囤积资源。这两项业务的共同点是，利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优惠政策，以最低的投入，获取最大限度的资源占有：土地、森林、河海岸线。一旦获取这些资源后，立即通过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将其抵押获取贷款，反向投入业务的经营开展，由此完成初期小额投入“撬动”后期大规模投资的杠杆式运作。至此，W完成了对政府、大宗商品资源、重工业、轻工业和金融资源的“整合”，短期内迅速扩大了企业规模和版图。
以上两个案例，虽然“手法”不同，但快速、最大限度的牟利动机，如出一辙。通俗地讲“牟利”，或提及微观经济学关于经济主体基本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假设，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德鲁克在论及企业的利润问题时，说道：“只强调利润，会将管理人员误导到可能危及企业生存的地步。为了获得今天的利润，他们往往损害未来的利益”，“但是，绝对有必要让企业创造至少的用于补偿未来风险所需的利润，创造使企业至少可以在商界立足，并且保持其资源创富能力完好无损所需的利润”，这是一种“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利润”。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充分认可承租人的牟利动机，但如果牟取利润成为唯一的目标和行为取舍标准的话，那么承租人将内生地产生短视、躁动和危险的经营行为，进而导致可怕的后果。
在上面提及的两个案例中，W的企业一直在如火如荼地四处寻找融资渠道，通过支付很高的融资成本和金融中介佣金来吸纳资金，用于持续投入他的重工业务和木材收购用途，前期巨大的投资规模和杠杆使用，如果叠加上融资环境或市场环境恶化，一旦资金链断裂，他的企业将遭受重创，甚或崩溃——当真是“富贵险中求”。后来事情的发展，印证了这种判断，W因资金链崩断而“跑路”，他在临行前，给诸多人等发送了告别短信，表现出深深的痛悔之情。H在陆续关停工厂后，进入了轮胎制造业，在完成一次斜胶轮胎向子午线轮胎的转型后，他的企业停滞在常规轮胎向巨型轮胎过渡的关键阶段，投资过猛，经营衔接不紧凑——前力消退，后力未继，只能寄希望于外部融资的支持，但先前已经将可以动用的融资空间消耗殆尽的举动，所带来的刚性负债偿还压力，让资金链紧绷，企业处于存亡的危急关头。
那么，带有“企业”标签的承租人特点又是怎样的呢？具体而言，也可分为两个类型，其一，承租人经营主要体现为被动适应的中期的改进型生产行为；其二，承租人经营体现出主动创造的谋求长期向经济社会提供价值的开创型生产行为。
我们还是通过两个案例来刻画这两种带有“企业”标签的不同类型承租人特征。
案例一：江苏某金属回收冶炼企业，主营业务为回收废钢，冶炼加工成钢坯，对外出售获利。在国内钢铁生产行业整体产能严重过剩的状况下，该企业通过各种方式的成本控制措施来保持盈利空间：（1）将生产场地设在长三角附近以节省因运输距离而产生的运费；（2）生产场地毗邻运河，以水运代替汽运，在运输方式选择上进一步节省运费；（3）夜间生产，白天休息，通过错开用电峰谷，节省电费支出；（4）提高冶金添加剂使用技术：投入比例、添加时间、温度选择等，以提高钢坯产出的质量；（5）先订单，后生产，确保每笔订单在承接和生产前都有准确的成本预算把关，过滤可能导致亏损的订单承接。通过以上种种成本控制措施，该企业成功地维持较同行200元/吨的成本优势。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在被问及，问什么在钢铁行业产能如此过剩的行业背景下，依旧选择从事废钢冶炼业务时，得到如下回答：“我们做这个最熟，不懂做其他的东西，并且我们有自信：其他企业不倒的地方，我们就能立住脚”。
案例二：浙江某大型民营集团企业，早年以50万元创业起步，由摩托车轮毂生产为发端，乘经济发展大潮，谋时度势，历经数次战略升级与经营布局调整，在发展出汽车轮毂生产为主体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后，沿产业链延伸开辟机械装备业务和整车业务。当汽车轮毂生产位列全球第一后，在做强实业的基础上，开辟了金融投资业务板块（担保、产业基金、融资租赁等），并顺应大趋势在新能源、新材料领域开疆拓土。所有这些成就的基础，是坚实的管理实力和高广的经营智慧，该企业秉承“永恒提升价值、不断回报社会”的经营理念，在文化、产品、技术、品牌、社会责任等多个领域内多有建树，成果斐然。
从以上两个案例可以发现，能得到“企业”标签的承租人，一无例外在管理方面较同行具备明显优势，所差异处，在于格局、气魄、境界和愿景，我们可以将前一种企业，称之为“适应型企业”，将后一种企业，称之为“开创型企业”。德鲁克说，“今日（作者注：指1950年代）的经济学家将商业人士看做在几种行动方案中进行理性选择的人，这不再是一个机械的概念，很显然，商业人士所做的选择对经济有实际的影响。但经济学家心目中的‘商业人士’，……，仍然是被动的，仍然是适应性的。……但是，管理超越了被动的反应和适应。管理意味着有责任试图塑造经济环境，有责任在这个经济环境中计划、发动和实行变革，有责任不断打破经济状况对企业行动自由所施加的限制。……管理者不只是经济的产物，他也是一个创造者”。
虽然，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带有“企业”标签的承租人要比带有“生意”标签的承租人在管理方面，具备更显著和更投入的关注，但我们并不能以此论断：带有“生意”标签的承租人的管理水平一定是低下的——尽管大多数都很平庸。实际上，带有“生意”标签的承租人的实际控制人，往往通过高新外聘职业经理人的方式，来保证管理工作的落实，通俗地讲，就是“请个‘老法师’来操盘”。但不可避免地，由于牟利动机的短视，以及顽固的公司治理“代理人问题”的存在，带有“生意”标签的承租人在管理提升上，存在诸多内生性的障碍和痼疾。
回归到融资租赁项目的风险分析，或者说，回归到企业风险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同等条件下，开创型企业的风险要小于适应型企业，适应型企业的风险要小于做“整合运作”生意的承租人，而做“经营运作”生意的承租人，应该予以回避。在现实实践中，考虑到融资租赁业务债权性质固定收益的特点，以及开创型企业数量的相对稀少，适应型企业往往成为融资租赁业务实施的主体客户群体。对与开创型企业合作的机会，融资租赁公司应该珍惜。对于做“整合运作”生意的承租人，在风险把控问题上，要高度谨慎，介入时机应该选择在总体投资基本完成，经营端成效开始显现的阶段，同时，设定比较坚实的“第二还款来源”保证条件，很有必要。
“投资就是投人”
无论带有“生意”还是“企业”标签的承租人，其经营绩效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企业最高管理者，企业的经营风格也是其实际控制人各种特质的一种“折射”。德鲁克认为美国战后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之所以保持了社会和就业的稳定，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发展出了一种“企业家经济”，认为企业家是实现这种成就的重要因素，他还回顾历史说道，“首个世界银行当属德意志银行，是由乔治•西门子在1870年创建的。它的特定任务就是发掘企业家，为他们融资，并迫使他们实施有组织、纪律严明的管理”。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一个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可以对宏观经济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我们更可以看到，金融机构的功能当中，天然地存在“发掘企业家”的职责。在风险投资领域内，“投资就是投人”是一句流传广泛的行业谚语，其核心表达的理念是：企业的最高管理者对于企业整体经营绩效具有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影响。这句智慧短语对于融资租赁项目的风险分析，同样适用——毕竟，风险投资也罢，融资租赁也罢，只是向企业提供资金资源的不同手段而已，其所关注的核心都是企业的经营状况、经营前景和风险承载能力。
由此，我们也可以说，融资租赁公司在进行资金投放的决策时，也必须重视对企业实际控制人的了解和考察。
从本书前文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真正决定承租人是做生意还是做企业，是做适应型还是开创型企业的根源，在于承租人的实际控制人本身的动机与志向。所以，融资租赁项目风险分析过程中，对承租人实际控制人认识与评价，不应该浮于表象。实际上，各色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待人接物的“表现”也各异：有的大智若愚，诺诺应答；有的神采飞扬，口若悬河；有的谦恭有礼，进退有度；有的刚猛威武，一锤定音。但是，无论其外在表象如何，其内在的刚强意志、柔忍定力、经营智慧，乃至对世事人情的深刻洞察与感悟，总有相近甚至相同之处——所谓英雄惺惺，所见略同。
在实际控制人的学历与阅历、经历方面，融资租赁风险分析的着眼点更重视阅历、经历——英雄不问出处，学历是不可靠的判断依据，而折射实力的阅历与经历才需要重点关注。
浙江某建设工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S，十几岁中学毕业后，做过许多小生意，后来从事水果、蔬菜、海鲜的贩卖，一次因运输途中的大堵车，导致货物腐烂，生意失败。S随后借钱买了一台挖掘机，临时雇佣了两个工人，“负十八万起家”，再度发力创业，业务经营由土石方工程陆续延伸到市政公路工程和房地产，企业规模稳步扩张。随着企业的逐步壮大，S对管理学习的诉求愈发强烈，除了自己多次参加北大、清华等一流学府的MBA课程外，每年定期指定下属管理团队成员轮番接受管理课程学习。其通过学习、借鉴，迅速加以实践应用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作者在做现场尽职调查时，为满足融资租赁公司相关管理规定，要求与其合影，S慨然允诺，并且，半小时后，S找来了他的办公室主任，命令立即发布规定，要求其公司业务部门的业务员在与客户达成交易后，必须留下现场合影，并指示将这些合影照片每年年底汇编成宣传资料画册，用于市场开拓和品牌传播。
上面案例中S所具备的一些特点，值得称赏：从草根奋斗到精英阶层坎坷经历所反映的坚强意志、丰富的社会阅历、学习感悟能力强、重视管理及管理团队的建设、企业发展轨迹与成果反映其充沛的经营智慧等。
在为人处世方面，能表现出“双赢、合作”意识或者能表现出为他人利益着想意识的实际控制人，更能让人放心，作者接触过的一位福建冶金企业老板说，“要‘先做人，再做事’，如果和我合作的人亏了，就相当于我亏了”。当然，我们要区分实际控制人言谈举止是真诚还是敷衍，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保守”，是可以理解的策略性回避，还是另有意图的掩饰。
从融资租赁项目风险分析角度看，其他一些需要肯定的实际控制人“涵养”方面的特征有：务实、简朴、坚强、敬业、大度等；而实际控制人在“行为”方面所体现出的一些应该肯定的特征有：忘我工作、平易、严格、公正等，以下是一个可以反映实际控制人特质的案例：
某物流企业实际控制人L，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在做各地“堆场”的基建工程时，喜欢独自进入工地检查，不亮明身份，随机与施工人员攀谈，了解工程进度与现场管理弊病，在掌握第一手情况后，迅疾召集有关人员，部署工作，责罚奖赏，令整个团队惕励自勉，不敢丝毫懈怠。他对于企业里的员工，上至高管、下至卫生清扫人员，一视同仁，平易亲善，作者在与L进行访谈的过程中，房间内走入一个人，黑壮憨厚，略带敬怯地打个招呼后，随即坐下，没有丝毫做作与不安，后来了解，此人是一位现场基层管理人员，得知老板来了，立即跑来看望。企业里的员工在老家要盖房子或家人生病，都会来找L，面对这种情况，L会十万八万予以接济，员工会在每个月的工资内拿出一定比例，陆续“偿还”，当作者询问企业的员工“是否有人不还钱”？得到的回答是：“那怎么好意思？！就算有，老板也不在乎”。每当年终，对于工作业绩出色、表现突出的员工，L不吝奖赏，汽车和数十万的奖金获得者，不乏其人。每当提及L，企业员工无不由衷敬佩、叹服，其领导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其他方面，如果实际控制人的家庭和睦美满，年富力强，精力充沛，这些无疑对于企业经营是有利的因素。相反，家庭关系紧张、身有疾患，则将对企业带来潜在的风险和隐患。针对实际控制人的嗜好或私生活方面，进行风险分析时，需要掌握好分寸：我们是在做风险分析，而不是在做道德评判——我们只关注其行为是否存在对于企业不利经营风险和法律风险。德鲁克在讨论“用人所长”这个问题时，举了一个林肯的例子：“美国南北战争时，林肯总统任命格兰特将军为总司令。当时有人告诉他格兰特嗜酒贪杯，难当大任。林肯却说：‘如果我知道他喜欢什么酒，我倒应该送他几桶，让大家共享’。林肯总统并不是不知道酗酒可能误事，但他更知道在北军诸将领中，只有格兰特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个中缘由，我们也可以从李敖关于“大人格与小人格”的杂文议论中获得启发，在这里，另举两个作者耳闻的现实事例：
事例一：天津某航运企业老板，为人豪放，喜好饮酒。每次饮酒过度后，往往行为失控，打砸酒店或歌厅家具、电器，甚至有过伤人的行为发生。其手下的员工，深知老板的这种行为特点，以至于每次随同应酬陪宴时，都要随身准备充足的现金，以备老板“出手”后的赔偿所需。他的这种行为特质，在圈子里几乎是尽人皆知。但是，其掌管的企业却依旧在其领导下，发展迅速，深为同行所赞羡称道。
事例二：浙江某丝绸企业老板，先后有七任妻子。他不包“二奶”，不重婚，每娶新妻，必与前任妻子办理离婚。迎娶新妻的理由也都很奇特，比如，有算命先生说他应该娶一个“高高在上”的妻子，令他莫名所以，直到看见一位航班头等舱的空中小姐。他追求异性的方法很简单：“拼命对她好，让她感觉除了嫁给他做老婆，无以为报”，为此，他每周在这位空中小姐当班时，都要乘她的航班，直到赢得美人归。当人们质疑他给几位前任妻子带来多大痛苦时，却没有想到，他可以让历任妻子齐聚一堂，围桌欢宴。同时，他的企业也越做越大。江湖有人物如此，真的令人不禁拊掌莞尔。
总之，对于实际控制人的认识与判断，要避免被表象所迷惑，而应该从阅历与经历、经营智慧、处世态度、情商特质、品德特质等方面去考察，同时，避免过度的求全责备，只要不关涉到风险，对企业实际控制人的一些“小节”，应该予以包容和体谅。
大企业还是强企业？
许多融资租赁公司内部都有一种用于风险控制和客户筛选的“承租人准入标准”，其用意在于将明显不符合风险控制要求的企业，在最初接触的时候就予以识别和规避。这种准入标准，一般以行业、企业经营年限、实际控制人从业经验等方面入手，辅以一定的可量化的标准，比如资产规模、收入规模、资产负债率、收入增长率、核心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率、收入与融资规模比率等等指标。在制定这些准入标准时，除了融资租赁公司从业者的行业经验外，还往往参考所谓“规模以上”企业的行业平均指标水平，其中隐含的默认观点是：规模较大的企业，风险较小。
但是，果真如此吗？
在正式进入本节关于企业规模与企业风险关系的讨论前，我们先来看一个现实案例：
某融资租赁公司为达成短期的业绩指标，在公司高管的默许和纵容下，营销团队在缺乏最基本工作责任心和敬业态度的状态下，盲目引入了某小型民营企业的融资租赁项目，并针对风控人员的尽职复核和项目审查工作，多加抵牾，虽然风控人员已经竭力指出风险所在，并提出了相应的对抗措施或否决意见，但独木难支，该融资租赁项目依然在公司高管的暗中鼓动下，“选择性忽略”了风控人员的意见，导致项目最终获准通过。该项目起租后第三个月，即发生逾期。在起租后第五个月时，承租人因被其他债权人诉讼，导致项目出险。在这种状况下，原本值得期待的亡羊补牢的措施并没有制定和实施，相反，融资租赁公司高管对上级股东、董事会隐瞒出险状况，对下面的公司员工封闭出险信息，并且，为了制造出更“漂亮”的业绩以遮掩终究要曝光的资产出险的“不良影响”，该融资租赁公司高管并未停止“大干快上”的思想，继续推动资金投放，只是，此时所选择的承租人多为较大规模的企业而已。天不作美，时隔半年，一个规模超过5000万的融资租赁项目再次出险。在谈及这两个出险项目时，该高管说道：“小企业，风险大，没想到产值和资产几十个亿的企业，也出险。”如此表述，不禁令人瞠目无言，哑然失语：企业风险分析工作的实施，可以象赌场那样，或者押“大”，或者押“小”吗？
任正非念兹在兹的是“华为的冬天”，比尔·盖茨说：“微软离破产只有18个月”。虽然，这是从企业家所饱含的危机意识里生发出来的论断，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以企业规模作为评价企业风险大小的“尺度”，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虽然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承认，在其他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较大规模的企业对抗风险的能力要强一些。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一些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或对外出借资金时，过多地强调了企业规模指标，以至于许多企业更多地强调了“做大”——将规模类指标作为重要的企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格雷厄姆说，“资产价值（资产负债表中所反映的价值，有时是资产的评估价值）被人们正式看作债券发行的首要屏障和保护。经验证明，多数情况下的安全性取决于企业的盈利能力”。作为格雷厄姆的学生，巴菲特对格雷厄姆投资思想的重大发展之一，在于以股东利益为导向去看待问题，他认为，“企业规模并不是终极目标，股东的高回报才是要致力争取的目标”，而股东高回报的背后，意味着高的净资产收益率，意味着更高的资源使用效率，意味着更高的管理水平。并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除了对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之外，企业外部所面临的新问题、所需要处理的各种关系，也更加繁多与复杂，这一切都意味着风险的曝露和承受程度与企业规模的增长，是存在正相关关系的。
我下面来看两则新闻报道，这两则新闻一正一反地就企业规模与风险关系问题给出了生动地说明。
2013年10月13日，一则关于深圳华为董事会成员陈黎芳的发言，见诸各大媒体：“至少在五年内公司不会考虑进行任何重大收购，作为全球第二大电信网络设备供应商，华为将把精力主要放在提高管理效率和保增长上。她表示，华为已发展成一家拥有150,000名员工的巨型企业，更多力气需花在快速决策和管理精简上。陈黎芳还表示，华为至少在五年内不考虑首次公开募股(IPO)。陈黎芳指出，华为总裁任正非已对内明确表示，公司今后5-10年不应进行重大收购或进行IPO，陈黎芳说，这也是其他董事会成员的共识”。以华为的规模、管理水平和经营绩效而言，应该无人会加以些许疑义，我们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象华为这样卓越的企业，在规模已经到达如此庞大的时候，其核心关注的依然是“提高内部管理效率”、“快速决策和管理精简”，可见企业在规模增长情况下，并非所面临和遭遇的经营风险会变小，而是需要用持续的管理方面的努力提升去控制和化解风险。
2013年12月17日，媒体报道了山西一家企业联盛集团的破产新闻。这家企业的老板在大约两年前的2012年初，也曾在各大媒体曝光过一次，只不过那是一件喜事：吕梁首富邢利斌在海南三亚高调嫁女——豪掷7000万办了一场震动社会的奢华婚礼。至于这场婚礼是否是邢利斌有意的“展示实力”，去强化金融机构对他的信心，以帮助他“强弩之末（新闻稿原文用语）”的企业可以“再续”贷款，亦或是真的出于对爱女的真挚情感，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对于“已基本失去债务清偿能力”的联盛集团而言，有两件事却是确定的，一是联盛集团真的规模很大：单单金融负债就高达300亿，二是联盛集团的确“濒临”破产了：山西省柳林县人民法院，宣布受理联盛集团及其下辖公司的“重整申请”，因为“重整是避免、预防破产清算的一种手段”。 2014年3月，多家媒体报道，联盛集团董事长邢利斌，在转道香港的路上，“被警方带走”。
以上，我们既承认了企业规模与企业风险存在一定正相关关系，又强调企业规模不足以说明企业风险，那么，了解企业规模和企业风险之间联系的锁钥是什么？答案是，在于管理水平（包括经营智慧、技术水平、企业文化、成本控制等能力），如果在企业风险分析工作实践中，需要更具体的可操作的“抓手”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其关键在于：企业资产规模、收入规模增加或扩张的途径和来源。
我们借助两个现实中的案例，来做说明。
案例一：江苏某磷化工企业，早期生产单一品种的农药中间化工品。该企业在十数年间，经营策略的主线是通过新化工产品的研发，拓展外部市场空间：一方面在科研方面持续投入，形成了多项专利技术，另一方面不断拓展产品的适用领域，其目标行业渐次扩展到制药、化肥、水处理剂等行业。与此同时，企业通过在磷矿区设立黄磷生产厂，毗邻以某种氯化合物（该企业的核心原料之一）为生产废料的化工企业建厂等方法压缩生产成本，借此提高盈利能力和盈利水平。通过多年的发展，该企业发展到了较大的规模。
案例二：山东某合金企业，所处地区富含镍铬矿藏，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凭借自身在当地深厚的人脉资源，发起成立了该合金企业。该企业成立之初，即依靠银行获取项目贷款，并通过包括融资租赁在内的多种融资方式，从外部获取资金，用于企业前期大规模的土地厂房建设和生产设备投资，在短短的二三年内，该企业的资产规模和收入规模迅速攀升。当然，与之相伴的是，持续对外融资、持续偿还前期债务的双重压力，内部管理水平无法跟上迅速膨胀的企业规模，则是另一重“隐痛”。
从上面的案例，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一条识别企业规模与企业风险关系的线索：当资产形成的途径和来源，主要依靠管理提升支撑下的经营活动盈利的企业，相对于资产形成的途径在于对外融资和大规模投资的企业，风险要明显小。这条“线索”背后隐含的深层次原因则在于，企业的发展是否有内在的管理能力做支撑。通俗地讲，“做”大的企业，相对于“吹”大的企业，在企业规模相当的情况下，总体风险要小得多。换一种说法，我们也可以说，“强”的企业和“大”的企业之间，从企业风险的角度而言，“强”的企业更应该获得肯定。
下面，我们总结一些和企业规模有关的，企业风险分析经验。
从企业规模角度，在融资租赁项目下的企业风险分析实践中，首先，除了“强”、“大”兼具的优秀企业外，单具备其中一种特质的企业也可以被接受或值得关注：（1）从租赁期内的项目安全角度，具备一般管理水准，但规模较大的企业，比如因循市场惯性，稳定存续多年的国有企业；（2）从合作发展角度，一些存续年限虽然不久（3-5年），但具备明确的经营思路和发展规划，在技术、成本、团队、管理、产品等方面拥有较强竞争力，但规模尚小的未来发展空间大，可以与融资租赁公司保持长期合作的民营企业。其次，应该有所警惕的是，大企业往往其面对的也是“大问题”，比如负债过高或市场空间趋小的大企业，风险很大。最后，当融资租赁公司在选择介入规模较小但较“强”的企业时，应该关注企业所处发展阶段，是处于初创期、起步期、发展期、腾飞期，亦或是成熟期？一般而言，在企业的发展期和腾飞期，是很好的介入时点，比如，对于污水处理企业而言，融资租赁公司切入的时点，应该在企业已经使用自有资金或银行资金完成1-2个污水处理厂建设与运营后，需要追加资金投入，建设新污水处理厂的时候——在此之前，不但经营风险较大，且无法找到租赁物件载体，而在此之后，企业往往可以使用自身经营活动创造的现金，完成期望的新厂投资建设。
基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坚定地认为“强”的企业，相对于“大”的企业，风险更小。进一步，我们可以将“强”的企业可以定义为，拥有有力管理团队，富于管理智慧的，具备一方面或多方面显著竞争优势，并依靠其竞争优势，发现或主动创造广阔市场空间的企业。
企业的竞争优势
存在即合理，如果一个企业可以在市场中生存，那么背后就一定有其原因和依凭，或者说，从广义的竞争优势而言，只要一个企业保持运营的状态，就一定有支撑其存在的理由。但是，当我们在融资租赁的框架下谈及企业的“竞争优势”时，我们所指的，并非是企业可以在过去的岁月中保持存续状态的原因，而是指能够保证其在广阔的未来时间进程中，可以稳步发展，长足进步的内在优势。
从根本而言，企业可以唯一保持的竞争优势，在于管理的优势。而我们经常谈及的竞争优势，实际是“管理优势”的种种外部表现，这些“表现”可以是敏锐的市场嗅觉、强大的企业文化、高素质的专业员工团队、严密高效的内部运营系统、浑厚的科研能力、灵睿的创新能力，以及其他更多方面的卓越表现中一项或多项。竞争优势，是所有关注企业经营表现的人，一贯重视的问题。
在巴菲特的语汇里，企业的竞争优势，被称作“护城河”——一种可以保证企业长久、稳定地抵御外部冲击的企业特质、禀赋或力量。巴菲特在1983年夏天，出资6000万美元收购了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这家商场的主人是在当地妇孺皆知的罗斯-布朗金——B夫人。在谈及收购这家商场的原因时，巴菲特表示，这家商场的竞争优势在于B夫人本身——“唯一使她（B夫人）业务维持下去的就是她钢铁般的意志” 。这实际上是巴菲特收购企业的决策准则之一：企业管理团队素质、能力、意志和操守——一种其他企业所无法与之比肩竞争的“护城河”。在这里，需要知晓“管理者”和“经理人”的区别，“管理者”是有能力，且有权限去掌控企业方向，做出重大战略决策的人，如果不赋予管理者这种权限，则再好的经理人也不会成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比如：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还没有成为巨大的控股企业之前，其业务主要集中在纺织行业，虽然当时的经理人肯.蔡斯忘我的工作，但也没有让该公司在竞争中保持显著优势，“巴菲特在其中悟出了一条真理：一个好的经理人在一个糟糕的行业中，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将以上的讨论做简洁的概括，可以说，存在考量企业的竞争优势的两个视角，一个是面向过去的，一个是面向未来的。面向过去的竞争优势，着眼于洞察企业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图从中找到企业保持目前存续的原因，由此来判定企业在过去时期里一路积淀到现在的企业经营质量，并依此对企业继续发展下去“经营惯性”的强弱，做出判断。面向未来的竞争优势，则着眼于预测企业未来的发展路径，通过对企业当前整体经营状况的综合权衡，并结合企业的发展战略和企业实际控制人的种种能力、品德和情商方面的特质，从而对企业在未来巩固、发展已有竞争优势或创树新的竞争优势的能力、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判断。如果说，上文提及的巴菲特收购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的案例，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面向过去的竞争优势的话，那么，德鲁克论及的“企业家战略”，则更多的指向保持已有竞争优势，并树立新的竞争优势。
对于融资租赁项目所涉及的企业风险分析工作，必须要对企业的竞争优势进行识别和评价，以上两种竞争优势中的任何一种都必须予以充分的关注。由于融资租赁产品本身是一种中长期的固定收益债权产品，所以在进行企业风险分析时，应该更多地关注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更加关注现金流的稳定与充足，这些都相对地，较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成长性，更为重要。也可以说，融资租赁项目中的企业风险分析，其目的，更倾向于去识别出那些或许表面上看起来平庸朴实，但内在生命力稳定而顽强的企业，而不是那些带有所谓“新概念”、“新模式”，标榜高成长性、高预期回报的耀眼“光环”的企业。
在企业风险分析过程中，考察竞争优势问题时，还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要点：竞争优势的真伪、市场化与非市场化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的有效性、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
竞争优势的真伪问题，实际是一项真实状况的印证工作。当企业希图从外部获取资金时，本能地会“夸大”自身的经营状态，所以在考察企业竞争优势时，首要的工作就是挤出“水分”。
在融资租赁项目资料中，经常会见到一种“企业简介”资料，其中内容大致是例数企业定位的高远、管理的精严、成长的迅速、实力的强大，一般还附有企业主要股东和核心管理人员的简历，其中也会提及有关人士的成就、社会荣誉等信息。从经验的回顾看，其中大多言过其实。相对比而言，在访谈企业核心管理人员有关竞争优势的问题时，所得到的信息虽然较企业简介资料要平实可信，但也不乏溢美之词。比如，将短时偶尔的给大企业客户做贴牌配套生产，夸大为长期的合作关系；将设计方面的实用性专利，混同为发明专利；将对某地产项目的参股意向或小额参股，号称为实际控制；将因政策规范而被迫进行的医药GMP认证所需投资，说成规划既定的生产升级；将被地方政府隐瞒而误签的，或存在合同条款陷阱的BT项目合同，夸大为地方政府的器重或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深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竞争优势的市场化与非市场化问题，是看企业的竞争优势是来源于市场的拼杀与锤炼，还是来自非市场方面的行业壁垒、政策扶植、人脉关系等。毫无疑问，市场化的竞争优势的稳定性要好于非市场化竞争优势。
即使在确认企业竞争优势真实，且来自于市场竞争的锻造，也还需要进一步考察竞争优势的有效性。竞争优势的发挥，需要一定内外部条件，当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竞争优势虽然还具备，但其有效性却很可能受到影响。
我们来通过一个案例，说明竞争优势的有效性问题。
江苏某港口物流企业，其主要的竞争优势在于其地理位置和码头吨位：位处河海交会地域，并且拥有2个15万吨级的码头以及数个5万吨级的码头。这样的区位和设施优势，可以保证该企业的港口停泊其他港口所无法容受的巨轮，省却由海洋向内河运输时所需的“转驳”成本，所以是一项真实而具备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但是，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受大经济气候的影响以及自身行业前期过度投资的拖累，航运业景气低迷，该港口的年货物吞吐量增长乏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该企业的竞争优势无法得到发挥，竞争优势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以上所有关于竞争优势的真伪、市场性以及有效性的问题，最终可以统一归结到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上面。只有通过对竞争优势的综合分析，并结合企业其他方面信息，才能针对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做出判断。实际上，只有拥有竞争优势——无论是维系生存的最低竞争优势，还是可以开拓未来版图的竞争优势的增强与创立，才能保证企业在融资租赁公司合意的时间区间内——租赁期限内，保持健康的生存状态，产生充分的现金流用于偿付融资租赁项目的租金。我们甚至可以说，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全息”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和发展后劲的一个枢纽，在企业风险分析过程中，竞争优势分析的精准透彻，是保证企业风险分析工作质量的重要前提。
之所以要对企业竞争优势的持续性进行分析，其原因就在于，企业处在一个宏大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变，是牵引企业内部管理措施调整的终极因素，必然地，外部环境的变化可以弱化、消蚀、动摇企业的竞争优势。我们认为，企业为外部世界创造价值，贡献成果，是企业能够生存、延续的基础，所以，必须要把企业放在一个“环境”中去考察，必须要从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其相互影响角度，进行企业风险分析。
企业与外部环境
德鲁克说，“事实上，由于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企业的目的必须存在于社会中”，所以，德鲁克将企业比喻为社会的“器官（organ）”。类似地，松下幸之助认为，“企业是社会的公器”。这些观点和见解，都是从社会整体角度出发，将企业看作社会这个大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看待、认识、评价和经营企业，换言之，一个企业能否经营得好，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如何处理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关系——德鲁克企业管理三个领域中的第一个领域“管理企业”，即是基于这个高度的审视而提出。
首先，让我们分别从宏观、行业和区域环境角度，来看一些材料和案例，以此来感受外部环境对企业的经营的重要影响。
材料与案例一：回顾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一路走来的足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改革序幕首先在农村拉开，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农村领域改革所激发出来的巨大经济活力，推动改革的中心逐步转向城镇，中国最早期的一批民营企业也因此登上历史舞台。联想的柳传志曾经说，“记得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在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春江水暖鸭先知，在作者的工作经历中，也遇到过一位重庆万州的粮食局长，在1983年辞掉公职，下海经商，这一举动令作者非常震动。正是风云激荡的大环境变化，让“蛰伏”的企业家生气萌发，直接推动了改革后的第一波民营企业的发展高潮。此后，为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由市场大势与政府引导的双重力量作用，在经济增长点方面，中国先后以白色家电、汽车、房地产为经济驱动着力点，伴随着教育、医疗等行业的市场化，中国经济在将近20的时间里，保持了高速发展的态势。相应地，较早涉入家电、汽车及其关联产品、商品房领域的企业，全都乘借大势，顺流千里。
材料与案例二：一些行业，在较短时间（比如1年）内，就能遭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巨大影响影响。一些居于产业链较前端的，产品性质多为半加工原料的生产企业，比如纺织行业，尤其是工序靠前的纺纱企业，其企业经营状况受棉花这种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很大：1-2年内，一家纺纱企业可以时而高盈利，时而小亏损，“打摆子”一样地往返在冰炭两重世界之间。此外，一些饮料、医药、农药包装所需的原材料PTA聚酯切片生产企业一方面出于激烈的市场同质化产品竞争的压力下，另一方面，上游原料石油价格的波动更是直接影响企业的盈利状况大幅起落。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来自一个手机按键生产企业：当苹果、三星等智能手机取代使用塞班系统的诺基亚这样的非智能手机后，该企业的主营收入在2011年大幅下挫60%，在2012年后转向到空调等电器按键生产后，经营才略见起色。高档烟酒、高端餐饮行业在2013年的整体下滑，原因可以直接认定为中央政府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一系列有力举措。
材料与案例三：区域环境方面，最突出的可以构成对企业经营重大冲击的因素，来自于地方政府及其地方招商政策。江苏某县启动了以BOT模式操作的自来水供水设施改进项目，经过磋商，一家企业很快与地方政府达成了协议——一份为期30年，含有财政支付保底水量条款的BOT合同。当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完成了主体自来水厂的建设并投入运营后，地方政府要求企业继续投资完成该县所辖村镇的供水设施改造，当企业因无力完成后续投资而对政府的此项要求婉拒后，地方政府指着BOT协议中一个“区域供水”条款说，“这是合同已经约定好的”。面对这个起先被“忽视”，或者说被“误解、曲解” 的条款，企业万般无奈，开始了与地方政府一次又一次“磋商”，与此同时，原本并未纳入规划的“投资”资金筹措成了企业的沉重包袱。此外，在土地政策方面，一些地方政府以非常低的地价和土地税收的减免作为对外招商的“优惠政策”，与此同时，政府又规定了入驻企业在规定年限内，必须完成一定的税收贡献，否则将追缴土地价款，甚或收回土地。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入驻后经营开展不利的企业，开始寻求以土地抵押作为条件，从金融机构获取贷款或借入资金，其目的在于让银行等金融机构来帮其“解套”，此举毫无疑问地，给银行等金融机构造成了巨大的风险隐患。此外，就中小企业而言，任何一个地方官员都可能随时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令其遭受灭顶之灾；对于大企业而言，令人唏嘘不已的无锡尚德，其昌盛与萧索，除了光伏行业整体产能过剩和国际市场情况变幻外，地方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值得思考。
以上资料和案例说明，在进行企业风险分析过程中，必须要将企业放在现实环境中观察，只有在现实的经济环境、市场环境、金融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交织叠加的背景下，通过考察外部环境的种种特点与变化趋势，并结合企业与外部环境间的互动关系，才能准确识别真实的、潜在的风险所在。
其次，在通过观察企业与外部环境关系来识别企业风险时，除了关注以上论及的外部环境对企业的影响外，更重要的，要关注企业是如何行动去适应、引领、影响，甚至改变外部环境——这是判断企业管理水平和生命力的重要观察视角。德鲁克说，“但是一位管理者往往不可能完全摆脱过去，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所谓今天，乃是昨天所做决策和所采取行动的结果。人总是人，有谁能够预见未来？昨天的决策和行动，不论当时看起来如何勇敢、如何睿智，都有可能形成今天的困难和危机，甚至被证明是愚蠢的行动。不管是在政府、企业，还是在其他机构，管理者的一项具体任务就是把今天的资源投入到创造未来中去……人遭遇了重大的失败，改正并不困难，他们能检讨自己。可是昨天的成功，却能留下无尽的影响，远超出成功的有效期以外……过去的成功和活动，往往演变成‘经营管理上的自我主义的资产’，并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从经济社会的角度，企业是承担社会资源增殖义务的机构，担负着创造价值的责任。“企业是社会的公器”，不仅仅说明了企业与社会不可割裂的关系，同时也是在强调，企业必须对外部社会产生贡献——无法达成这项社会义务的企业，终将趋于衰落，从企业风险分析的角度，就意味着企业经营的高风险。
当我们开始审视企业必须发挥能动作用，对外部环境有所贡献的这个问题时，虽然微软、苹果、Facebook、华为、淘宝这样的辉煌企业案例瞬时闪现脑海，但伟大的公司，毕竟只是少数。当我们将思考角度，从事业上的伟大，转向平凡中的伟大时，我们才真正找到了企业风险分析工作所应秉持的坚实的立足点。平凡的企业，或许很少有“改变世界”的志向，但其行为却往往助力于“世界的改变”。就像亚当斯密说的那样：“固然，他们（作者按：指以谋图利润为目的来投资维持产业的人）通例没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心思。他们亦不知道他们自己曾怎样促进社会利益。他们所以宁愿投资维持国内产业，而不愿投资维持国外产业，完全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他们所以会如此指导产业，使其生产物价值达到最大程度，亦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们是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促进了他们全不放在心上的目的。他们不把这目的放在心上，不必是社会之害。他们各自追求各自的利益，往往更能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在现实的风险分析工作中观察企业时，我们当然不能被一些虚饰而言不由衷的“社会责任”或“企业使命”这类的言辞所迷惑，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要关注企业的存在，是否对社会有所贡献、有所报偿和有所价值。德鲁克说，“企业的首要目的是求生存”，实际上，一个真正以“企业生存”为最高目标，不去巧取捷径，投机钻营，妄图轻松一夜暴富的企业，虽然其念念不忘自身的利益与安全，但正如亚当斯密所言，这些企业实际已经在不自觉中完成了对社会责任和义务的履行。所以，真正珍惜企业的生命、对员工负责任的企业，真正具备“企业的首要目的在于生存”这种意识的企业，在从事企业风险分析的人的眼中，应该予以正面的认可，并应该将是否具备这样的意识，视为判断企业风险高低的一个参考标准。
我们来看一个现实的案例，从同一地域内两个企业的对比中进行说明。
山东某县，有两家从事吊装业务的企业。甲企业成立将近二十年，企业老板L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农民企业主，早年从事静压桩的基础工程业务，后来陆续发展出管桩生产和吊装业务，该企业虽然成立时间很久，但企业规模扩张速度一向不大，L在企业的管理方面，事无巨细都要过问，收发室里还养了两三个年纪较大的“闲人”。在被问及为何不将企业交给儿子打理，为什么不清退一些作用不大的员工时，L回答说，儿子不是做企业的“材料”，交给儿子不放心，这片家业挣下来不容易，不敢冒险，而对于早年跟随自己打拼的“老兄弟”，虽然现在帮不上什么忙，但只要企业还能负担，就得对他们负责任。乙企业的老板W，是一位不到四十岁的壮年汉子，早年开汽车吊承揽吊装业务，后来随着国内基础建设项目的大规模兴建，其吊装业务也日趋壮大，随着市场竞争的逐步加剧，W开始通过购置大吨位的汽车吊、履带吊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并且W在设备升级上面的步子非常快，短短三五年内，其不但拥有了行业内少见的大吨位吊车，并且总吊装吨位也急速上升。与此相伴的，是激增的来自银行和融资租赁公司的刚性负债，在问及为何如此快速进行设备投资时，W没有表达什么冷静理性的经营规划和策略，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过往的“顺利”所带给他的“信心”，以及想和行业内竞争者在吨位和设备档次上“一较高下”的争竞心态。当作者向L问起其对W怎样评价时，L摇摇头说，“胆子很大”。我们暂且不评价L和W的管理水平如何，单从表象上看，W的企业明显要比L的企业“风光”得多，但是，从企业风险分析的角度看，我们必须指出，L的企业更应该被称赏——虽然L的一些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受限于其自身的经历和认识，尚有不尽人意处。
以上，结合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我们已经了知，在企业目的方面，观察是否秉持“企业的首要目的是生存”是进行企业风险评判的参考标准之一。除此以外，由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出发，结合企业的两个基本功能——创造顾客（营销）和创新，我们还可以发现两条有助于判断企业风险大小的参考标准：是否在持续地关注客户需求，并努力去满足；是否在不断地去适应市场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创新。坦率地讲，能够同时做到这两条标准，并且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一以贯之的企业，都是为数很少的优秀企业：将为客户服务视为企业存在理由的华为，总裁任正非曾拒见摩根金融投资团队，其理由是“卖设备的只见买设备的客户，哪怕再小也见”；海尔张瑞敏得知有农民用海尔洗衣机用来洗地里刚挖出来的土豆时，曾指示产品设计部门专门研发一款用来“洗土豆”的洗衣机；餐饮连锁海底捞更是以服务客户，提供客户极致的消费体验作为自身经营的特色，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是在现实世界里，或者更具体地在融资租赁的框架内，在观察企业时，必须就其发展轨迹有深入细致的了解，才能在这两个标准方面，观察到鲜明的具体表现。我们在这里举一个建筑材料租赁行业（一个隶属于建筑业的细小子行业）的企业案例来做说明。
浙江某建筑材料小型租赁企业，主营业务为房建脚手架钢管（含扣件）、拉伸桩、H型钢。该企业早期由出身建筑公司的父子二人创建。2000年后，中国全境几乎变成了一个“大工地”，伴随着基础设施投资无论从规模还是增量上的扩张，以及房地产行业的飞速发展，关联的房屋建筑行业也随之景气日高，相应的钢管扣件市场需求旺盛。随着城镇化的大趋势日渐明显，建筑施工方面的基坑维护施工需求突出，该企业于是发展出拉伸桩租赁业务，但限于这种业务只能从事长度不大和深度较浅的基坑施工（比如市政管线改造），对于大型工程业主所需要的长距离（比如几公里）和大深度（比如12米以上）的需求——比如，地铁或下沉式广场——无法满足，所以，该企业为满足客户需求，再次发展出H型钢租赁业务。为了提高材料租赁的出装率（已出租材料/总材料），该企业成立了自己的工程施工公司。该施工工程公司成立的作用在于，解决因季节性因素或市场因素导致的桩材、型钢闲置问题，通过在自己的工程中使用自己的桩材、型钢，来提高材料的租赁效率、摊薄固定支出、加速投资回收。该行业的新增材料投资所需现金量庞大，但企业又存在固定资产规模较小，收入体现因行业本身的不规范状况不易被理解和证明的状况，所以从银行渠道获取资金的难度极大。为解决资金问题，该企业首先启动了内部筹资，其做法是：企业向员工提供了几乎相当于企业净利润率比例的资金价格——顺便提及，这个行业的净利润率很高。于是，形成了一种介于股权和期权之间的一种巧妙的激励模式：出资的员工每年都可以获取相当于净利润比例的“分红”，但员工并因此具备对企业的任何控制权，员工的每一分增加企业净利润的努力，都实际上是在增加自身的回报。最终，在企业投资资金得到解决的同时，员工利益和企业利益也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无论整体员工团队的工作热情、凝聚力和忠诚度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从这个小小行业的小企业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因客户需求的牵引而不断开拓新的业务领域，丰富租赁产品线，同时，通过设立工程公司、内部筹资成本与净利润匹配等创新手段，令这家小企业一举突破了资金资源和人力资源方面的重要经营障碍与瓶颈。自然地，这个企业的风险也处于显著可控状态。
至此，我们已经从企业与外部环境关系的讨论中，提炼出了三条识别企业经营风险的参考标准：是否以生存作为企业的首要目的、是否持续关注客户需求并努力去满足、是否不断采取各种创新手段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或者去改变外部环境对企业的各种制约。
本章小结
提高企业风险分析精准度的基础之一，是针对“企业”，应建立起若干正确、深刻的认知：从企业实际控制人对待企业经营的手法和态度上，有“做企业”和“做生意”的区别，前者的企业风险更小；对于企业实际控制人本身的认知，也构成了对企业风险给予不同评价的一个视角；没有理由认为经营规模较大的企业，风险较小，除非有持续严谨的管理提升与企业规模的增长并进，否则所谓大企业的风险，可能反而更大；准确把握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同时在竞争优势的真实性、市场性、有效性等方面的分析基础上，达到对竞争优势持续性的客观认知，是评判企业经营风险的重要“抓手”；从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角度，我们还可以从企业目的、创造客户和创新角度，提炼出分析企业风险的三条参考标准。以上这些对“企业”的认知，都是来源于这样一个视角：企业不是孤立于社会，而是与社会融为一体的，时刻发生着企业内外部各种交换的系统，企业要生存，就必须满足社会对企业的诉求，必须要为社会有所贡献，有所创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企业虽然在表面上可以是某人的私产，但对于一个有壮志雄心，渴求不断发展壮大的企业而言，企业也必须是社会的公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