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银行400亿元(不超过,下同)二级资本债、交通银行600亿元可转债、中信银行400亿元可转债、江苏银行200亿元可转债、兴业银行3亿股优先股、平安银行260亿元可转债、华夏银行(非公开发行)25.6亿股新股、浦发银行500亿元可转债……岁末时分,大批商业银行的再融资计划获银保监会和证监会批准。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还开会研究多渠道支持商业银行补充资本有关问题,推动尽快启动永续债发行。
分析人士指出,国内商业银行资本工具补充已进入了新一轮政策窗口期。
政策窗口及时打开
银行这一轮资本补充需求因何而起?东方金诚首席金融分析师徐承远告诉《上海金融报》记者,原因有两个。“第一,宽信用的经济政策需要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的保证。商业银行是我国信用投放的主体,但其信贷投放同时受制于资本充足率的约束,在当前政策环境下,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实力,对促使商业银行加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意义重大。第二,我国商业银行监管体系继续向国际靠拢,宏观审慎评估(MPA)、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等监管政策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同时,近年来监管对商业银行同业、表外等业务的整治导致资产回表或资本补计,进一步加大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压力。”
“2018年以来,随着金融去杠杆政策的推进,银行信贷在服务实体经济中的作用不断提高,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提升较快,对银行资本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这是银行需要补充资本的一个原因。”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银行业分析师许文兵对《上海金融报》记者表示,“另一方面,2018年资本市场低迷,银行股估值处于低位,限制了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渠道,这也是监管部门推动可转债、优先股等其他资本工具补充银行资本的原因。同时,银行的资本补充是长期持续的过程,只是过去的资本补充渠道,特别是核心资本的补充渠道比较通畅。”
就监管部门为何选择在当前时点打开政策窗口,徐承远表示,“首先,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大量集中在年初,而年末是商业银行监管指标考核的重要时点,其资本充足水平直接决定下一年信贷投放规模。其次,2018年底是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的最后期限,由于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资产回表压力较大,此类银行面临较大的一级资本补充压力。此外,2018年11月27日,央行会同银保监会、证监会发布《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预计将很快推出,届时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等监管政策将对此类机构资本充足率提出更高要求,加快资本补充已迫在眉睫。”
永续债短期信号意义强
早在2018年4月,中国银行曾在公告中提到,拟发行不超过4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即永续债。徐承远指出,商业银行永续债不同于此前国内已经发行的其他主体永续债,其条款设置要满足一级资本的认定标准,但“苛刻”的条款使得投资者接受程度、发行成本、不同监管部门协调沟通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叠加会计认定、税收政策等配套措施方面的不足,国内商业银行首单永续债迟迟未能落地。
“此次金融委着手推动永续债尽快发行,将大幅提升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效率,降低沟通成本,首单商业银行永续债落地时间将明显加快。由于此前部分大型银行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并与监管部门进行了一定程度沟通,预计首单商业银行永续债最快有望在2019年上半年发行。”徐承远称。
徐承远同时指出,考虑到永续债等创新资本补充工具具有次级性、含减记或转股条款等设定,对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要求较高,同时,由于大型银行在发行成本、投资者认可程度、专业能力等方面的明显优势,商业银行永续债发行主体前期预计将集中在五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
许文兵表示,商业银行永续债是全新的工具,从评级到监管等的各方对其如何认识、如何定价等,都有待首单“锚定”。“其发行定价和发行成本可能会比现有资本补充工具高,更有可能率先发行永续债的大银行的资本补充压力却相对较小,这可能也是其落地较慢的一个原因。同时,在市场可能对永续债形成赎回预期的现实面前,监管部门在相关条款的设计等方面面临考验。”许文兵进一步表示,“在上述因素的制约下,永续债发行预计不会推进得太快,不太容易形成大规模发行的态势。相比实际意义,永续债将尽快启动发行的信号意义或许更强,表明了监管层支持银行通过各类资本工具创新去充实资本的明确态度。”
事实上,2018年3月,五部委曾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意见》。徐承远预计,创新型资本补充债券将陆续发行,除永续债外,转股型二级资本债券、含定期转股条款资本债券和总损失吸收能力债务工具等创新品种将成为商业银行资本补充的重要渠道。
“治本”还须核心一级资本
“目前,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压力主要集中在两类银行。第一类是前期表外、同业等业务扩张较快,监管趋严导致资产回表或资本补计压力较大的商业银行,以部分股份制银行以及大型城商行为主;第二类是盈利能力大幅下降,内源资本补充能力明显下滑的中小银行,以资产质量大幅恶化的农商行和小型城商行为主。””徐承远指出,“不同类型银行的资本补充方式有所不同:上市银行资本补充渠道较广,可以选择定增、优先股、可转债等方式;大量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方式仍以股东增资、发行资本补充债券为主。”
许文兵表示,银行的资本补充需求因行而异,静态地看,中国银行业整体资本充足率可以满足监管要求。但未来银行仍将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因此资产规模预计仍将保持较快增速。“就资本补充工具而言,短期内银行仍将以现有的成熟资本工具为主,如优先股、可转债等。短期内如果能充分发挥这些成熟资本工具的作用,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资本工具创新,因为创新可能会增加发行成本,过于复杂的结构也不易为市场所理解和接受。”
中信证券银行分析师肖斐斐、冉宇航表示,大型银行可以通过内源融资满足监管,未来约束来自2025年可能的总损失吸收能力,届时发行二级资本债即可满足。个别中小银行核心一级资本相对紧张,存在一级资本补充空间,预计首选方式是优先股,其次是转债,目前估值并不支持权益融资。
“从银行来说,最喜欢的是普通股融资,因为普通股是最能抗风险的一种资本。相比国际上的银行,如何给我国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最关键的问题。”许文兵指出,如果核心一级资本长期得不到补充,其他资本补充工具起到的只是结构性的作用,只能延缓核心一级资本补充压力。
徐承远指出:“一般而言,商业银行应当秉持内源资本积累为主、外源资本补充为辅的资本补充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商业银行可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明确业务定位,平衡规模和效益之间的关系,建立资本约束机制,通过自身经营积累支撑业务规模的合理增长;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可优化业务布局,加大中间业务等轻资本业务投入,提升单位资本收益。”
许文兵则表示,有别于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在成长性较强的中国银行业,外源的资本补充仍是很必要的资本补充渠道。“内源和外源资本补充渠道并没有好坏之分,重要的是,资本补充渠道要和市场环境相适应、与国家经济金融大环境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