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这短短几句话语中，最为耀人眼目的，是“千年大计”四个字。就在本公众号大约十天前所发布的，《解读2017政府工作报告，把脉融资租赁行业演变“轨迹”》这篇文章中，我们已经将近期的中国改革成就，放置于“百年”的视域之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2017年算起，此后十年间的中国改革成就，将有望构筑此后百年间，中国昌盛国运的坚实基础”。但是，即便如此，还是与“千年大计”相差了整整一个数量级。
　　
　　所以，我们必须站在更高的历史穹顶之上，来理解“雄安新区”的战略定位。也只有这样，面对“雄安新区”这个“千年”量级历史机遇的中国融资租赁公司群体，才更易找到正确的行动方案。
　　
　　一、往事越千年
　　
　　自石器时代直至清朝中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基本上都发生一块“四塞”的大陆上：东方和南方是大海，西北和西南有高原，而北方则是极为辽阔的苦寒沙漠草原。在这期间，西北、西南两大高原之间的一条“河西走廊”，以及因地球气候变冷而引发的北方民族不断“南下”所及的燕云一线，是中国华夏文明与“外部”发生接触的主要地区。这也正是中国历代王朝多在西安、北京建都的一个重要原因：更易因此而调动举国之力，对抗外侵。（更深刻而引人入胜的阅读，推荐：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而外力入侵的方向，在清朝末期，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西方工业革命赋予西洋列强以强大武力，从东南沿海破门而入——晚清名臣李鸿章将之称为“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所有的努力都聚焦于“图存”——新中国的成立，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标志这一目标已正式实现。此后，中国的历史任务开始向“发展”转移：1978年开始的改革，正是这一历史趋势全面发动的最醒目标志。而中国改革开放首先在东南沿海一带“开局”，也绝非偶然：自唐宋以后，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即开始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南移”，并且，驾乘着历史的惯性，昔日频遭外辱的东南沿海，摇身一变而成为对接西方资本、技术的最佳“窗口”——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即是最佳样本。
　　
　　一转瞬，中国已经不期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过往一贯秉承的“韬光养晦”策略，到此时也开始发生必然的转变——中国的崛起，无可避免。了此，我们就会对2016年7月19日，习大大在宁夏考察期间的讲话，产生强烈共鸣：“中华民族积蓄的能量太久了，要爆发出来去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
　　
　　二、北临雄安有“新篇”
　　
　　我们应该在以上所述的历史高度，来观待“雄安新区”的设立。也只有在这样的历史高度上，我们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建立起对“雄安新区”的正确认识：
　　
　　1、同当年的“深圳特区”一样，“雄安新区”的所有举措，必然是“全新”的。换言之，我们虽然现在还很难预测“雄安新区”将如何起步，但我们可以有相当的信心认为，“雄安新区”的整体建设手段，将绝对不同于已经为人们所熟知的种种“模式”——即使是上海这个“改革排头兵”怀抱下的浦东新区，也无法与之比拟；
　　
　　2、“雄安新区”的建设，将不同于当年的“深圳特区”建设时，那种“顶层授权，底层推动”的“摸石头”做法，而会更加凸显出来自“顶层”指导和资源挹注。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治理与驾驭能力，已经发生了飞跃式的质变。在此能力指导下，来自于各个“自贸区”的制度资源、来自于北京的科技与金融人力资源、来自于天津和河北的制造业和物流等基础配套资源，将在此汇聚，经由“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的配置与调动，“雄安新区”将因此而渐次成形；
　　
　　3、“雄安新区”的最大亮点，将体现在地方政府的角色与功能上。虽然，“党领导下的政府执行”模式必将保持不变，但是“雄安新区”政府的组织形式也许会有新的创设。不管是否会进行独立的行政区划，但“雄安新区”地方政府的“规格”必然很高，并直属于国务院。但与“雄安新区”地方政府的定位功能相比，这些组织形式上的“新意”，将不足为道——这将是一个具有颠覆意义的，一个“标杆”式的，中国地方政府的全面升级版本。所有在“雄安新区”地方政府改革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将通过制度、人事、舆论，乃至市场力量的“倒逼”，而实现面向全国的“复制”；
　　
　　4、“雄安新区”的建设速度，将会超乎大多数人的意料。既然是“千年大计”，那么必定要达成“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效果。一方面，这是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竞争局面的压力所迫；另一方面，也必须要在短短几年内，将“雄安新区”的建设推进到一个“无法逆转”的路径上去，否则迁延日久，如果因不确定事件和形势变化，而引起“雄安新区”建设的搁置，甚至反复，那么这将是一个极度严重的战略挫折。
　　
　　三、“春天故事”今又是，知向谁边？
　　
　　对于中国的融资租赁企业群体而言，面对“雄安新区”这样的重大机遇，的确不容错失，应该即刻着手展开相关行动。但是，中国融资租赁的企业群体要想真正把握住这个“千年”机遇，也还的确还要面对和克服许多障碍和挑战。
　　
　　首先，融资租赁或金融租赁公司中，真正推动相关行动的力量，应该来自于股东，或者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说，应该来自于董事会——现实地讲，对于没有股权激励的公司高管而言，能够放眼考虑公司长期发展利益的人物，毕竟是极少数。就具备一定资本积累的民营背景融资租赁公司而言，依据现实的观察，其大多数公司的股东意图，还都在“赚快钱”的圈子里打转，其经营战略视野（如果有的话），绝少超越三年以上。所以，绝大多数的民营融资租赁公司股东，一旦发现这个“雄安新区”尚是一片荒野，就很容易转向“观望”。而对于国有资本融资租赁或金融租赁公司而言，在国企改革尚在深化过程中的大背景下，能够真正以企业“所有者”心态投入工作的人，也并不多见——当期经营压力大，加之上下左右关系复杂所导致的“决策-执行”路径不畅，很容易导致“做多错多”的遗憾结局。
　　
　　其次，即便融资租赁或金融租赁公司的董事会与管理层有意识去研判这个机遇，也往往会遭遇“资源瓶颈”的制约。最大的资源瓶颈来自于“人力资源”方面的“无兵可点”——认识并把握“雄安新区”经营机遇，绝非一般仅仅具备融资租赁项目操作能力的人员所能胜任。而对于民营资本背景的融资租赁或金融租赁公司而言，还要再追加一个资金资源的约束条件。此外，融资租赁或金融租赁公司内部的“管理资源”匮乏，也是一个相当要害的问题：很难想象，一个每天身陷运营琐事“汪洋大海”的高管人员，到底能有多少时间精力，可被用于投入如此干系重大的经营事项中来。
　　
　　最后，快速将“经营机遇”转化为“经营绩效”，也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毕竟，融资租赁或金融租赁公司所从事的，是一种商业活动——现实的合理盈利，同长远的发展利益同样重要。我们在一年前，就曾提出过中国融资租赁公司对于目标市场的选择，应该定位于“经济系统”的视角（参阅：“李喆融资租赁工作室”行业述评文章：《前途与方向：伫立于2016开端，思考中国民资融资租赁公司的经营出路》（公众号ID：huaibang2015），以及预计2017年4月中旬出版发行的李喆新着：《中国融资租赁观察》），这种视角对于“雄安新区”的经营机遇而言，尤其显得重要。这也就暗示着，需要建立一种快速的环境分析能力和盈利模式的构建能力，也即，需要在深刻理解“雄安新区”的建设与治理思路基础上，将政府融资和企业融资等诸多市场机会，同时收摄于区域经济系统的发展演变的轨迹判断之中，进而结合各融资租赁公司不同的资源条件，逐步摸索出一个现实而具有长远生命力的盈利模式。需要在此指出的是，这种盈利模式，以及构建盈利模式过程中所锻炼获取的知识和能力，将成为一种真正意义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的建立，不但有利于融资租赁公司大规模“吸纳”外部资源，而且，伴随着未来“雄安新区”模式的复制推广，融资租赁公司具备显着竞争优势的市场空间，也将随之急速扩大。
　　
　　虽然，以上问题的存在，会让许多融资租赁或金融租赁公司在面对“雄安新区”时，难以即刻发力。但是，这个已经成为现实的“千年”机遇，却足以让我们相信，就在不久后的未来，乘此东风而一飞冲天的融资租赁企业，必将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