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流行使用一些似乎是源于集体潜意识的行业发展衡量指标，诸如，行业租赁资产累计若干万亿，或者，行业租赁资产占全国金融资产比例为几何等等。从这种机械而浅白的“比个头”评价方法来看，中国融资租赁的发展自然是迅猛剽悍的，2016年1月的最新的统计数据，被浓缩为“四千家、四万亿”六个字。中国融资租赁的资产规模在短短几年之内，数量级迅速攀升到万亿级的过程中，所谓的融资租赁“通道业务”，贡献良多。
然而，时移势易，融资租赁通道业务在迅速膨胀行业资产的同时，也静静地内生积累着自我修正，甚至是自我毁灭的力量——反者道之动，世间诸事，无论巨细，自然概莫能外。
所谓“通道”能够得以维系的前提，是存在“市场割裂”或者“监管规制”——国际资本账户管制所造成的境内外金融市场割裂、银行属地化经营所带来的区域市场割裂、信贷政策规制所造成的资金融通规制，都在客观上为通道业务创造了催生条件。而多年来一贯的要素投入驱动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则为通道业务提供了现实的巨量资金需求——来自于地方政府，亦或是众多生产企业。在资金的供给端，在国家全面管控或垄断的银行体系内，由众多银行的激烈竞争所派生的经营压力，促使银行在微观经营层面，不断寻求对既定监管框架的“灰度突破”，以求创生一块可供延展盘踞的市场空间。在外部，为避免“失速”而陷国家于动荡，中央政府在现实上，隐约成为一个默认的最终担保人，随着“刚性兑付”隐性契约在中国金融领域的缔结，政府的“隐性担保”最终粘合了通道业务的供给与需求，在多种结构性金融产品的架构内，实现了对市场割裂和监管规制的超越——影子银行应运而生。
从宏观系统的角度而言，通道业务实际上是一种对结构性问题的适应性调适，是一种延缓甚至掩盖问题爆发的被动调节；从各方微观主体的心态角度而言，则存在某种“哪管身后洪水滔天”的权谋遗祸动机。一句话，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视角而言，通道业务都是一种长期内的负价值创造行为，一种短期趋利的中介投机行为，而非着眼长久的价值配置行为。
“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出来混，迟早都要还。
融资租赁参与其中的中国金融领域内的通道业务，在寄生经济机体饕餮吸金的同时，推动一系列结构化问题趋于恶化——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产能过剩问题、虚拟领域资金空转问题、金融领域无风险利率推高实体融资成本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恶化，不但趋势性地扭转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同时将中国经济压制在“L”型的增长通道之内。经济基本面的新常态，在增长模式层面，倒逼需求侧的要素投入驱动转向供给侧的效率创新驱动；在资金融通层面，倒逼提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比重；在国际金融领域，则触发了人民币的贬值通道开启。而这所有的条件转换，无一例外地直接改变了融资租赁通道业务的存在前提：43号文封堵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市场、“权威人士”对“僵尸企业”的清理决心收窄过剩产能市场、境内外利差的压缩甚至倒挂加之汇率剧烈波动将跨境人民币通道业务市场瞬间归零……
随着潮水退去，裸泳者也一一现形：跨境资金通道业务的期限错配和汇率风险凸显，已有“通道”大咖租赁企业折戟沉沙；某知名银行总行以书面文件通知退出同民资融资租赁公司的通道业务合作，在业内引发惊呼连连；“内保外贷”在贫无立锥之时，政策风险甚至法律风险更高的所谓“外保内贷”又被喧嚣推出——在中国外汇储备大幅度流失，并且国内亟需提高资本存量和资金流动性的大形势下，敢于斗胆尝试所谓的“逆向操作”套利，犯险人民民主专政的做法，当真是让旁观者为之冷汗淋漓。
所有的趋势性征兆事件都表明，中国融资租赁在“通道业务”方向上的发展路径，正在发生深刻的修正。虽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底线的指示，依然为政府平台业务容留了些许空间；虽然，过剩产能的对外输出和传统产业的升级要求，依然为过剩产业的通道业务提供了现实需求；虽然，我们认为，北京市禁止批复设立包括融资租赁在内的投资性企业机构，仅仅是对E租宝等借助新金融形式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一种应激式制动，而并不代表政府对整体融资租赁行业的态度转变，但是，我们依然笃定地认为，偏离金融有效资源配置本质要求的通道业务，其前景从未光明——如今的境况，在通道业务的发端之初，就早已注定。
